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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很讨厌那些喝过几天洋咖啡,吃过几天洋面包,就忘了自己姓什么的人,我有时候也要忍受这种人大言不惭的叫嚣,我记得其中一个曾经这样说过:“我在美国待了这两年才发现,美国人对于健康的意识,比中国人不知道强了多少倍!
美国人特别重视感冒,一旦感冒,立刻会跑到医院去,单位也给予足够的理解,该请假就请假。
哪像中国人,发了烧,自己瞎买点药,吃吃就拉倒。”
就我所知,这家伙还没拿到绿卡,还不是美国人呢!
我于是啥话也不说,只在心里骂一句*完事。
中国,别的地方我不知道,仅北京为例,假如所有感冒病人都蜂拥到医院去,那么其他的病人,哪怕是黄牛,都排不上队了。
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特点,有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,我们犯不上田忌赛马。
只要知道,以现在的国情和正在发展中的水平,让国民享受一个彻底全面的公费医疗,仍然是政府想要努力实现的目标。
医院尚且如此,心理事业的情况则更不容乐观。
我们的民众,对于心理问题认识水平普遍较差,只有充斥在电视上的抑郁症,闹得众人皆知。
问题是,哪儿来的那么多抑郁症?心理疾病又不只是抑郁症这一种我们的心理学家,经常在节目中亮相;医院的精神科,总是安排吃药和住院。
然而,这些和民众有什么关系?话说回来,你见过只开在电视上的医院?
我们的民众,穷其一生,假如很幸运的,不曾出现什么严重心理问题,那么他的一生,都会远离心理学知识。
等到他或者他的家人发了病,他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,火急火燎地跑到书店,买本精神病专著,聚精会神地开始阅读。
然而这些医学专著,并不是手机或mp3的使用说明书,没有生搬硬套的道理。
当曾经的一位母亲,信誓旦旦地翻开书宣布,她的女儿得了分裂样精神障碍的时候,我不知道该觉得可笑,还是可悲。
因此在民众心理问题这样一个三不管地带中,需要我这样走家串户的所谓“心理游医”
去做些实质性的工作。
而我,也有自己的原则:不能只做富人的心理医生。
所以,我没有开业,就是为了不将成本转嫁给寻常老百姓。
这种工作,从我辞职开始到2007年7月31日,整整两年。
在经历了30日一夜和31日凌晨那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折腾之后,我总算在上午10点,朦朦胧胧地睁开了眼。
迎接我的,是可爱的雪糕同学尿在地上的一泡尿
我一翻身,它便凑了过来,见我盯着它的杰作,它呜呜地哼哼着趴在地上。
“哦,是我不对,”
我含着歉意揉揉眼睛“你都快24小时没出门了,走,跟我出去便便去。”
带着雪糕散步之后,我回来洗漱完毕,这才发现,简心蓝在我背后留下的咨询室地址,几乎毫无保留地蹭在被单上。
我只好一边弄早餐,一边洗单子。
吃面包的时候,我翻出wm智能手机,查看了这一天的约会。
上午没事,下午有几个家长关于孩子吸烟问题的研讨会。
好吧,我想,和雪糕饱餐了一顿饭之后,我离开家,去医院看望还在住院的杨洁。
一路上不算拥堵,我乘公车到了医院,稍微打听一下,得知杨洁已经从急诊抢救室换到了普通病房。
在住院部的大门外,我看见了正吞云吐雾的老威。
“为啥我见你出现在这儿,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呢?”
我这样招呼着他。
“你来晚了。”
他对我的问题置若罔闻,甩了甩他的大腮帮子,把烟掐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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