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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天补上 有事（第2页）

。

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。

经济贫富分化元朝末年，土地高度集中，蒙古贵族已完全成为封建的大地主，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。

元泰定帝孛儿只斤·也孙铁木儿在其即位以前，曾献给朝廷七千顷土地，元顺帝时，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。

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，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。

元顺帝

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，一登帝位，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。

元世祖时，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，以后增至千顷、万顷。

以前赐田多在北方，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。

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，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民，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。

元武宗时，“近幸”

为人请田一千二百三十顷，每年收租五十万石，平均每亩要收四石，这样苛重的剥削，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。

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，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“索债征租，驱迫农民，剽掠麦禾”

。

元文宗时，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，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。

汉族大地主兼并之风也与日俱增。

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，纳粮六千石，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，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，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。

在江南地区，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，还随意向佃户征收饲料，勒派附加粮，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。

有的地主还用飞洒、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，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，其结果是“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，而小民皆无葢藏”

。

在北方地区，由于赋役不均，也是“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”

。

财政困难在最高统治集团中，奢侈腐化成为风气。

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，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赏赐和“做佛事”

。

武宗时，政府年入钞二百八十万锭，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八百二十余万锭。

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二千万锭，其中大部分用在赏赐蒙古贵族和宠幸的色目人官商。

武宗时，用在敬神、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，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。

据仁宗延佑四年（1317年）宣徽院统计，仅供佛饮食一项，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，油七万九千斤，蜜二万七千三百斤，每日宰羊至万头。

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，掠夺无厌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财政经常支绌，以致“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”

。

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，只有加重税收，滥发纸币，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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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正宝钞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