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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生这条漫长而又曲折的河流中,那些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刻,如同璀璨的星辰,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我,一个怀揣着梦想与希望的人,在1987年的初秋,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——被江苏农学院录取。
然而,在这份喜悦的背后,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当我和施祥一起到组织部接受入学前的谈话教育时,领导对施祥的优异成绩表示赞赏,好奇地问他怎么考得这么好。
施祥从容不迫地回答:“语文只考了60多分,数、理、化各70分以上,只要会做的我都做出来了。”
原来,在我们集中复习的时候,辅导老师总是让我们钻研高中课程的难题,结果我们花费了好多时间在偏题上。
而施祥呢,他从初中一年级的题目开始,一道题一道题地做,全是基础题。
高中部分的题目他很多都看不懂也不会做,可考试考的恰恰都是他复习到的基础题,那些难题反而没考到。
很多比他成绩好、钻研得深的人,反而因为忽略了基础题,或者对基础题模棱两可,结果被淘汰了,像钱厚华等人就是这样。
我呢,处于两者之间,基础题没丢分,难题也懂一些,虽然复习的时候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,但基本分还是能抓住的。
入学以后,我发现自己的语文成绩在被录取到苏农的33名新生中是最高的,有87分,可数理化都在60分以下。
我不禁陷入了沉思,心想如果我有施祥那样的心态,或许会考得更好呢。
从那以后,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心态和细节是决定成败的关键,可到了关键时刻,我又恢复了本性,真是“人瘦可肥,俗不可医”
啊。
去扬州报到之前,我决定回到河口老家看望父母。
那是一个宁静而美丽的小村庄,阳光洒在古老的房屋上,仿佛给它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。
周围的田野里,金黄的稻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在诉说着丰收的喜悦。
我怀着激动而又复杂的心情走进家门,却发现父母对我考取大学这件事并没有特别高兴。
父亲皱着眉头说:“你都快30岁的人了,还要去做学生,吃这份苦,到底图什么呢?”
我赶忙向父亲解释:“按照现在的政策,副科级干部要是有乡镇工作经验,再拿到大专文凭,就可以解决家庭子女‘农转非’的问题了。
这个问题解决了,就意味着我以后再也不用和生产队打交道,不用受那些窝囊气,能彻底跳出‘农门’了。”
父亲听了,这才释然,接着说道:“只是这样太辛苦你和常英了。
其实啊,哪里需要你想这么多呢?古人都说:‘儿孙自有儿孙福,不为儿孙来造屋。
’我们什么都没给你,你不也靠自己闯出一片天了吗?关键是要把孩子教育培养好,把眼前的事情做好。”
父亲的话虽然语重心长,但那时的我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憧憬,哪里能听进去这些话呢。
母亲也在一旁叮嘱:“不管读什么书,上什么学,身体是第一位的,千万要记住啊。”
母亲是被10年前我第一次高考的事情吓怕了,一提到考大学,就担心旧病复发,所以不得不提醒我。
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纠结。
一方面,我渴望通过上大学来改变家庭的命运,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未来;另一方面,我又担心自己的离开会给家人带来更多的负担。
我知道,父母的担忧是有道理的,但我也不想放弃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。
我暗暗下定决心,一定要好好学习,不辜负家人的期望。
父亲又叹了口气对我说:“自从你到了县里那个没权没势的单位工作以后,甄成怀、甄盛义、甄盛华这些所谓的家里人,知道你现在不能像以前那样帮他们买平价的化肥柴油等农用物资了,就处处为难我们。
打场的时候,他们先给别人打(打场就是用手扶机拖着石滚子碾压稻麦桔杆,把稻麦粒子脱出来),等把所有人都打完了,才轮到我们家。
有时候弄得特别迟,稻麦都脱不尽,甚至有时候还会遭受雨淋的损失。
他们就是看不得你们兄弟三个都在外面工作,嫉妒你们过得比他们好。
其实,你们苦读的时候,他们哪里知道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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