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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我爸我妈断定,我是三岁才开始开始有的记忆,是因为我清晰地记得苏联解体的新闻。
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并不知道那条新闻在说什么,但我对其印象深刻到,甚至在五六岁时,还能将那则新闻大致复述出来。
事实上,我对那则新闻印象深刻,纯粹是因为当时我们家刚刚换了彩色电视。
那台彩色的松下电视机是我那留学的舅舅从日本背回来的。
我出生时舅舅已经在日本读书,91年他才第一次回国探亲。
不过我对于他回国的情形倒记忆不深。
我印象深刻的是,在颜色的方形电视里,一个发型方正头发浓密的俄国人宣布了这个消息,这人长得跟我有生以来看到的其他人太不一样了,难免让我过目不忘。
那时我尚不知道他叫叶利钦,是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,以及新的俄罗斯国的第一任总统。
几年后的夏天,当我跟我爸去大连接从国外回来的我妈,第一次在大连光顾肯德基门店时,我竟然以为肯德基那个老头就是他。
当时我还荒谬地想着,原来他不当领导人,是跑去卖炸鸡薯条了。
中国人总觉得外国人都长一个模样,这个毛病,直到我二十多岁去欧洲读书以后才有所缓解。
那一年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。
后来人们在回顾1991年时,总是会提及几件事:三毛自杀了;邓公在上海提出“步子要快一点”
;华东水灾,香港200多名巨星为此4天不眠不休拍出了《豪门夜宴》以赈灾。
不过那些我都不记得了,印象最深的事情只有苏联解体。
远在千万里之外的苏联解体,是一件似乎只存在于新闻中的大事,可它对燕东的影响,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点一点地发生。
将时钟拨回到那一年的早些时候,1991年初夏的燕东市,还没有察觉到任何端倪。
彼时,这座城市正理所当然般地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大改造,躁动而野心勃勃。
高层大楼拔地而起;主干道被挖开了铺电缆架立交桥;老永丰市场被整体拆迁,听说要在原址上重建一条大型商业步行街,以及配套的高级商业住宅。
一时间,仿佛全城都是工地。
后来我在巴黎,面对那些整齐划一的灰屋顶公寓,听我的法国朋友讲述奥斯曼如何在1853年重塑巴黎,并将其改成我面前这般面目的时候,我的第一反应,竟然就是想起1991年夏天尘土暴扬的燕东。
那是一场稍小规模的重塑。
就是在那个空气里刮着沙尘燥热而肮脏的夏天,一个神秘的女人开始频繁出现在招待所的大堂。
市政府招待所的大堂,每天都充斥着衣香鬓影的人来人往。
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市政府招待所是燕东市社交中心般的存在:市领导会不时来这里开会和会见外宾;北京和省里来的干部会下榻此处;来燕钢出差和开会的人,只有干部级别才会被安排住在这里;更不用说那些拿着大哥大的生意人、穿着貂皮大衣的阔太太、以及那些西装革履带着折射璀璨未来的茶色眼镜的青年才俊。
燕东市所有的‘人脉’都会出没于此。
然而即便这些人穿梭其中,你仍然很难不注意到这个一连几天坐在大堂沙发上四处张望的女人。
她顶着当时最流行的精心打理过的‘羽西头’,画着埃及艳后般浓烈的妆容,厚重的妆容下却是无需遮盖的饱满弹嫩的肌肤,一身酒红色的粗花呢套装,垫肩大得吓人,裙子却长不过膝盖。
她一定是心里有事,才没法安然得坐在大堂棕黄色的真皮沙发上。
不然,金色的环形耳环也不会随着她找寻的目光而晃动。
前台对于这样打扮访客从不过分热情,这要是换做以前,她甚至会被保安请过去。
然而这两年世道变化太快,一些新富起来的女大款,竟然也:()政府招待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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