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贞观六年,面对朝廷新贵为了提升声望地位向山东士族买婚的情况,太宗命人以当朝官品、人才修《氏族志》。
然而在贞观十二年修成第一版《氏族志》上,山东博陵崔氏(崔民干)列为第一等。
对此,太宗怒斥,“山东士族世代衰微,全无官宦人物,贩鬻婚姻,是无礼也;依托富贵,是无耻也。
(《唐会要·卷三十六》)”
随后,太宗命高士廉等人重修《氏族志》,这次以皇族李氏为首,外戚次之,博陵崔氏(崔民干)被列为第三等。
《氏族志》只是触动了以往的门第等差传统,只考虑当朝做官情况,不考虑历代做官情况,所以它并不否认门阀观念,只是侧重于扶持新统治集团所在阶级,也就是关陇士族,同时也使部分出身庶族地主的李唐新贵获得士族身份。
李治即位后,由于关陇集团对其的掣肘,出于打击权臣、巩固君权、提拔心腹的需要,在废王立武这一取得朝堂主动权的标志性事件后,改修《氏族志》便也成了顺理成章的。
显庆四年新修成的《姓氏录》以当朝品味为等第标准,比《氏族志》落实得更彻底,当朝无官至的旧士族全部被排除在外,而以军功入五品的兵卒却位列其中。
而这让很多妄图通过《姓氏录》重彰旧日光辉的落末士族很是失望。
他们以为李治重修《姓氏录》只是针对关陇士族,仍然会和《氏族志》一样遵守门阀观念。
没想到《姓氏录》不仅从293姓削减为235姓,还完全以官品排列,一些落末士族直接被排除在外。
更让这些士族出身的缙绅士大夫感到不满的是,他们向来看不起的武夫兵卒竟然被列入其中。
如果只是皇后四家被列为一等,他们也就忍了,毕竟《氏族志》里也是李唐王室和外戚位列一二等,但是现在让一群当兵的排在他们头上,那就完全忍不了了。
于是,这些缙绅士大夫哗然愤慨,纷纷表示不被选入《姓氏录》最好,选进去才是丢人。
他们还将《姓氏录》讥讽为“勋格”
,可以理解为没什么文化底蕴的暴发户。
然而无论这些缙绅士大夫如何讥讽,甚至用文字大书特书,李义府还是上奏李治,收回并焚毁了过去派发全国的《氏族志》,转而将《姓氏录》通行全国。
对此,这些缙绅士大夫表示,哎……佞臣!
哎……妖后!
反正第一等姓氏中有武皇后,主要参修者李义府、许敬宗等人也是当初支持废王立武的意见领袖,不敢大声辱骂李治,蛐蛐他们这些人也算是聊以慰藉了。
胜利者哪里会在乎失败者的无能狂怒,尽管《姓氏录》仍然无法彻底改变“五姓七望”
的门阀观念,但是武皇后的声名却随着《姓氏录》发行全国而得以彰显,别管好的坏的,反正是为人所知了。
武皇后也切实从中意识到了,声望对于个人乃至家族的重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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